以小农为主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也是农业农村发展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将走向何处？
日前，《小农生计》新书发布会在中国农业大学新图书馆举行。该书从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这一具体案例出发，向读者呈现河边村的小农生活，以及过去七八年间河边村围绕贫困与脱贫所经历的种种生计变化。这也是第一本关于河边村的书籍。
2015年之前，河边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庄，村民种植和打工的收入有限，而教育、医疗、交通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村民不得不举债维持生计。依靠自身力量，河边村很难跳出贫困陷阱。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在勐腊县成立“小云助贫”，招聘了三名工作人员，再加上他的同事和学生，组成团队，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开始了河边实验。
河边实验的总体思路，是深度性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李小云提出在河边村开发以休闲度假、小型会议为主体的新业态。经过打磨和实践，河边村逐渐建立起“瑶族妈妈的客房”、河边会议室、幼儿园、便利店、酒吧等新业态。
到2018年，河边村正式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实现整村脱贫。2016年村民户均收入10335元，到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1181元。河边村的脱贫实践开始在云南省乃至全国产生影响。
2019年起，河边村很多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生计策略，村庄出现“去农化”特征。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疫情期间，不少村民又恢复农业生产，村民收入仍在增加，村庄呈现“再农化”趋势。2023年新冠疫情影响逐渐淡去，外来客人再次涌入河边村，村庄新业态又开始复苏。不难看出，河边村的小农生计实践，正规配资展示出村庄脱贫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河边村村民生计的变化，既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脱贫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如何推动一个传统贫困村庄摆脱贫困，另外也能看到农户如何主动把握机会、调整生计策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河边村这一案例，可以看到小农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作为该书的主要作者，李小云表示，从国际视野来看英国是典型的通过农业现代化推进工业化的国家。从中国的视野来看，梁漱溟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希望通过改造乡村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如今，面对现代化进程导致形成的乡村洼地，乡村建设则是补短板、填洼地，促进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有机衔接。
“因此，在建设乡村时必须要坚持以小农为主体，小农在保持乡村共同体的同时搭上现代化的列车。”李小云说。
《小农生计》在整体介绍河边实验策略的基础上，从家庭整体生计变迁的角度深入刻画村里的“干部”、村里的“能人”、生计稳健的农户、“生存型”农户、女性主导的生计、单身汉的生活等各类农户的真实情况，并对变迁动因的复杂性进行了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认为，这些小农类型超过以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多元化的小农户立传。同时，该书也蕴含着描写村庄变迁的一种新思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邢成举认为，河边实验并没有去挤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生计空间，这就让农民生计的韧性与弹性得以保留。在他看来，在当今这样的风险社会中，《小农生计》的出版为制定“三农”政策提供了重要启发，即乡村发展需要一个托底空间，这个托底的空间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面临风险时需要战略腾挪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表示，现代化过程带来了许多乡村问题，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依靠于农村。与此同时，乡村也不再是传统的乡村。对于自己的生活，小农有自我选择的权力，乡村振兴需要将这种权力带进农村。从这个角度讲，河边实验也是一次权力实验，让河边村的农户有了更多可以选择决策的权力，通过实验创新及制度支持唤醒乡村沉睡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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